文／林文瑛

笔者于上个月的专栏刊出后，两位热心的老师来信分享他们的故事，并提出问题：「我的学生是反社会人格吗？这种人格是天生的吗？」「老师特别关心某位学生，会被告吗？」

首先，不是有反社会行为就是反社会人格，即使监狱里的受刑者大部分也不是反社会人格。反社会人格的比例极低，虽然基因可能是原因，但环境还是最可能的导因。事实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潜能成就最伟大的梦想，也有相同的可能成为社会最可怕的梦魇，端看社会如何对待他，他如何看待社会的对待。

年轻时曾在少年监狱做过研究，发现青少年犯罪大多从逃学开始。

「为什么讨厌上学？」

「因为学校只是好学生的学校。」

「你想当好学生吗？」

「老师，有人想当坏学生吗？」少年的眼神让我觉得自己像白痴。

的确，若有机会当好学生，谁会想当坏学生？我们常常仰望群星，却忘了屋里有小灯等着被点亮！

有位少年说他天天违规——染发、迟到、穿花袜子，为的是想让全校广播「某某，请到训导室报到！」出现自己的名字，「我打赌全校没人不认识我！」

另一位说上课时都听不懂，他就故意戳同学、找人说话，让老师叫起来罚站，「全班只有我敢这样！」

少年的叛逆很多是教学问题的延伸，是无助的呐喊，是对制式教育的反抗。他们幼稚的以为只要有「出头」，世界就会注意到你、自动向你走来！然而包括家长在内的大人常常不了解问题的原因在教育，解方也在教育，反而归因于孩子个人，方便的标籤名词──过动、情绪障碍、反社会人格等，成了放弃教育的理由。

如果老师愿意多跟同学聊一聊，会发现大部分学生其实很诚实、很愿意努力的。如果老师愿意花更多时间跟行为叛逆的同学聊，老师的诚恳可能赢得他的心。一句：「下课后请来找我！」可能打开他的心扉，让问题症结更清楚，甚至成为引导他的光。不必怕多关心学生，因为教育上的公平是给相同的机会，而不是相同的对待。

国小二年级时，有个晚上爸妈去看电影，我想写功课，小我一岁的弟弟要我陪他玩，就说：「乖乖牌，你敢不敢不写功课？」听烦了，我把本子阖上，「不写就不写！」弟弟继续起鬨：「那你敢不敢在上面画叉？」我心一横：「有什么不敢？」拿起红铅笔就画。

第二天到校，硬着头皮交出生字本。上课前全班到操场开朝会、做早操，导师留我下来，叫到她面前：「为什么没有写功课？」我说不出话来，手心直冒汗。等了一会，老师继续说：「为什么在本子上画叉叉？」我更紧张到快昏倒了。老师忽然把手放在我肩上，慢慢蹲下来，透过厚厚的镜片温柔地说：「你不想写功课，不想说理由，都没有关系。但是不要画叉叉，因为对老师很不礼貌！」我想跟老师道歉，喉咙却卡住了。「如果你答应老师下次不再这样，就回座位把功课写完。」我默默回到位子上。

那天，老师照样处罚没写功课的同学，她没有叫我的名字。那晚，我用橡皮擦仔细擦去所有的红色叉叉，发誓以后不做让老师伤心的事。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，比起公平，老师心中教育的那把尺更至关重要。

教育是志业，教师是学生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不要让想作育英才的焦虑，压迫了想给每个学生机会的良知；不要太急于「把书教好」，反而找不到时间做「好老师」；不要太在意「公平」，反而失去「教育的机会」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