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／林文瑛

筆者於上個月的專欄刊出後，兩位熱心的老師來信分享他們的故事，並提出問題：「我的學生是反社會人格嗎？這種人格是天生的嗎？」「老師特別關心某位學生，會被告嗎？」

首先，不是有反社會行為就是反社會人格，即使監獄裡的受刑者大部分也不是反社會人格。反社會人格的比例極低，雖然基因可能是原因，但環境還是最可能的導因。事實上，我們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潛能成就最偉大的夢想，也有相同的可能成為社會最可怕的夢魘，端看社會如何對待他，他如何看待社會的對待。

年輕時曾在少年監獄做過研究，發現青少年犯罪大多從逃學開始。

「為什麼討厭上學？」

「因為學校只是好學生的學校。」

「你想當好學生嗎？」

「老師，有人想當壞學生嗎？」少年的眼神讓我覺得自己像白痴。

的確，若有機會當好學生，誰會想當壞學生？我們常常仰望群星，卻忘了屋裡有小燈等著被點亮！

有位少年說他天天違規——染髮、遲到、穿花襪子，為的是想讓全校廣播「某某，請到訓導室報到！」出現自己的名字，「我打賭全校沒人不認識我！」

另一位說上課時都聽不懂，他就故意戳同學、找人說話，讓老師叫起來罰站，「全班只有我敢這樣！」

少年的叛逆很多是教學問題的延伸，是無助的吶喊，是對制式教育的反抗。他們幼稚的以為只要有「齣頭」，世界就會注意到你、自動向你走來！然而包括家長在內的大人常常不了解問題的原因在教育，解方也在教育，反而歸因於孩子個人，方便的標籤名詞──過動、情緒障礙、反社會人格等，成了放棄教育的理由。

如果老師願意多跟同學聊一聊，會發現大部分學生其實很誠實、很願意努力的。如果老師願意花更多時間跟行為叛逆的同學聊，老師的誠懇可能贏得他的心。一句：「下課後請來找我！」可能打開他的心扉，讓問題癥結更清楚，甚至成為引導他的光。不必怕多關心學生，因為教育上的公平是給相同的機會，而不是相同的對待。

國小二年級時，有個晚上爸媽去看電影，我想寫功課，小我一歲的弟弟要我陪他玩，就說：「乖乖牌，你敢不敢不寫功課？」聽煩了，我把本子闔上，「不寫就不寫！」弟弟繼續起鬨：「那你敢不敢在上面畫叉？」我心一橫：「有什麼不敢？」拿起紅鉛筆就畫。

第二天到校，硬著頭皮交出生字本。上課前全班到操場開朝會、做早操，導師留我下來，叫到她面前：「為什麼沒有寫功課？」我說不出話來，手心直冒汗。等了一會，老師繼續說：「為什麼在本子上畫叉叉？」我更緊張到快昏倒了。老師忽然把手放在我肩上，慢慢蹲下來，透過厚厚的鏡片溫柔地說：「你不想寫功課，不想說理由，都沒有關係。但是不要畫叉叉，因為對老師很不禮貌！」我想跟老師道歉，喉嚨卻卡住了。「如果你答應老師下次不再這樣，就回座位把功課寫完。」我默默回到位子上。

那天，老師照樣處罰沒寫功課的同學，她沒有叫我的名字。那晚，我用橡皮擦仔細擦去所有的紅色叉叉，發誓以後不做讓老師傷心的事。這件事讓我深深體會，比起公平，老師心中教育的那把尺更至關重要。

教育是志業，教師是學生腳前的燈、路上的光，我們要提醒自己，不要讓想作育英才的焦慮，壓迫了想給每個學生機會的良知；不要太急於「把書教好」，反而找不到時間做「好老師」；不要太在意「公平」，反而失去「教育的機會」！